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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第1页）

第四篇

一

五月的金沙江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季！

由金沙江北岸去通安是蜿蜒起伏的大山，或许这座大山里的夏季实在是太热了，当地的老百姓为它起名叫“火焰山”。

但是，“火焰山”初夏的清晨还是十分凉快的。刚刚吃过早饭，一支红军部队接到命令，为确保红军主力部队胜利渡过金沙江，把增援的川敌挡在五十里开外的通安，遂由金沙江北岸动身，以急行军的度出了。他们顺着一条山沟攀缘而上，望着山沟两边流下的清凉的山涧溪水，不时驻步小溪旁，用双手捧起又清又凉的溪水，有的往脸上一捂，顿感精神百倍；有的送到嘴里，往肚里一咽，真是透心的凉爽！

随着红军指战员沿着“之”字形的羊肠小路越爬越高，太阳也由东边渐渐转向南方，待到红军指战员们就要爬到山顶的时候，被快要当顶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颇有走进沙漠的感觉！更为难受的是，光秃秃的山顶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水，有的是成千上万的苍蝇扑面而来，轰都轰不走！

这就是红军干部团奉命奇袭通安路上的真实写照。

通安位于金沙江北岸，是川滇通商必经的交通正道。先人或许早已看到了通安作为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遂起了通安这样一个吉利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说，千百年来，通安为川滇两省通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通商中是否“安全”那就不得而知了。正因为通安有着这难以替代的地理位置，守敌刘文辉的族侄刘元塘事先判断：“红军主力可能由云南巧江县、会泽县渡江，绕过会理，直攻西昌。不可能走会理南面的通安过江，因为通安是川滇的交通正道，国军必配备重兵堵击。”因此，他把重兵派往会理东路披沙与大桥之间等地，唯独在通安一线除派出一营部队沿江防守外，只派出地方江防大队长汪保卿在通安防堵红军北进。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早已料到川敌有此设想，决计避实就虚，委任总参谋长刘伯承挂帅，出奇兵占领金沙江南岸最大的渡口皎平渡，待先遣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又当即命令干部团乘胜北上，出其不意地袭占守敌较弱的通安，进而再攻打刘元塘的老巢会理，为中央红军在此休整争得时间。结果，我干部团尖兵连不顾天热口渴，冲下火焰山，“乘机起突然袭击，一鼓作气，把敌人赶出通安，缴了两尊迫击炮”。为防孤军深入，我尖兵连主动退出通安，待到干部团后续部队赶到，“我们在敌人阵地山脚下的几个连，从几个方面仰攻上山去……不到五分钟，已经得手，敌人缴械的缴械，逃跑的逃跑”，战斗结束了。

刘元塘随叔父刘文辉征战有年了，但因只和川中军阀——主要和刘湘所部交手、打仗，不知红军的厉害；另外，他随刘文辉兵败退守西康之后，由于西康多崇山峻岭，悬崖陡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运动，连当代川中之王刘湘都不向西康贸然进军。所以他听说红军就要北渡金沙江的消息之后，又很自然地认为“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有追兵，必不能久支，只要我军据险狙击，待到中央军到来，再转守为攻，可以夹击制胜”。然而出他所料的是，红军不仅敢于在川滇咽喉之地皎平渡北渡金沙江，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下了通安。这时，也只有这时，刘元塘才慌了手脚，认为会理绝难守住，准备向西康逃跑，但又感到红军神，怕被红军追歼。更为严重的是，就是自己跑回了西昌，部属也必然被红军歼灭。到那时，自己在会理的家当丢掉不说，叔父刘文辉也一定会用军法制裁。他左思右想，没有一条两全之策，最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为此，他派人把自己的大小老婆送走，并各给毒药一包，“嘱咐她俩如被红军捉住，立刻服毒自杀，以免被俘虏去当慰劳队”。他几经权衡利弊，遂又作出收拾残兵败将，守城待援的决定。同时，还做了如下应变的部署：

一、立电西昌刘元璋告急，请派兵增援；

二、分头飞调城外所有部队赶回会理集中，坚决守城；

三、收集城外民间粮食运进城内；

四、清扫射界。

刘元塘在作出守城待援的决定之后，遂仔细地清点了会理城内的部队：原有守军四个营，外加一个手枪营；接着，他又从城外调进两个营，再加上民团，计有三干人马，六挺机枪，三门迫击炮，还有大小碉堡二十余座。他认为只要坚守到九号，还有两个团开到会理。假如西昌再派来大批的援兵，会理城池可安保无恙。因此，他似乎又有了某种信心！

刘元塘为了稳定军心，对守会理的部属实行最严酷的统治。其中被红军释放回营的俘虏，全部格杀勿论！当时，不知是从哪里传来如下这副对联：

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

白军内，将、校、尉，阶级薪饷不同。

过去，这副对联在部队中口耳相告，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而今，红军犹如兵从天降，渡过了天堑金沙江，攻占了通安，部队中不仅大有谈红军而色变的惶恐现象，而且还都在窃窃私议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恰在这时，被俘的手枪二连排长庞云带着十多个被俘的士兵回到了会理城内，告诉大家：“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这样一来，会理城内的官兵对那副对联就产生了兴趣，于是争相传诵。很快，也就传到了刘元塘的耳朵里。刘当即把被俘的官兵喊到旅部，一齐用马刀杀死示众。他又追查这副对联的来源，听传说是一个道士传来的，结果将师徒二人一齐杀掉。而这个徒弟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小道童！

刘元塘的这一招很有用，搞得守城部队人人自危，唯有一心守城、保命。

恰在这时——五月九日，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出了十日攻占会理的作战部署：红九军团向蒙姑巧家之线开，担任破坏沿江船只，遏阻对岸追敌渡江的任务；红三军团（缺一营）及干部团担任继续攻占会理消灭刘敌的任务，如十日强攻不成，就加紧进行坑道作业，于十二日炸城，对城外敌人一个团则坚决消灭之；红一、五军团担任消灭刘敌增援部队于会理以北的任务。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于五月八日相继赶到会理。经过实地察看，始现位于四川省最南端的会理是一座古城，有内外两个城，其古老的城墙相当完整，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门上筑有城门楼，看起来十分坚固，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古老城池。彭德怀登上城外的山头，拿着望远镜向城里一望，诚如当事人——李一氓所描写的那样：“长方的城垣在谷道正中，雉堞一串，沉默地堆在上面。所能看见的，只是满城的房屋用千百万张瓦遮盖着，分不清街道。高耸的天主堂钟楼，也一声不响，寂静地兀立着。南面有一个空场，有稀疏的人影在奔驰。”从上述实地观察，彭德怀遂得出结论：

会理城池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五月九日，陈赓、宋任穷率领干部团赶到会理城外的预定地点，在彭德怀、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向古城会理起猛攻。由于指挥员对攻打会理的指导思想并不十分明确，只是一般地认为攻下会理，能使我军的给养得到补充，同时还可以得到几天的休整。因此，我军在力攻不下的情况下，彭德怀、杨尚昆以三军团的名义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大意谓：

会理西九十里之沙田有敌一团（事前不知），本日进到城西端高地，被红军击溃，大部窜进城中，仅截断其小部，缴获不多；城西高地独立房子为敌人利用。城西南可做坑道，但一带民房均于本日烧毁，要从远处动工，需一星期时间；敌人将城外机器均搬城内，有久守意；据调查敌人共有九个旅。根据以上敌情，红三军团估计强攻无把握，决心放弃攻城计划，并“建议野战军：a以一部监视城敌，同时进行坑道。B三军团及干部团十日进到城北三十里处适当地点准备打援。”

但是，中央攻打会理的“目的在于牵制敌人，迫使敌人把周围的兵力撤回城内，以掩护红军主力休整和顺利北上，掩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把会理以北的敌人吸引到这里，削弱北面敌人的防御力量，以便红军主力向大渡河疾进”。因此，中央对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的建议未表同意，并明确指示：“第三军团及干部团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即加紧进行坑道作业，准备十二日炸城。”

彭德怀等对于中央攻打会理的真实意图，尤其是“掩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是不清楚的，因此，他再次指挥红三军团及干部团于五月十日夜攻打会理。

由于守敌刘元塘为着扫清射击障碍，为着预防红军迫近城墙进行坑道作业，“对城郭周围建筑，特别是北门外繁华的街道，用煤油、棉花，一烧而光。烟火冲天，和天上的云连接起来，中间闪烁着火星，像流星一样，四散地飞去，火焰不断地从屋顶上冒出来，熊熊地燃着”。结果，“烧房子的烟火，连城垣上雉堞间奔跑的黑影都照红了，连因风摇曳着的树枝都照红了，连遮满会理城的瓦鳞都照红了”。对于是日夜攻打会理的战斗，当事人李一氓做了如下真实的记录：

“一声迫击炮响，轰向城里，无异一个晴空霹雷。接着便是繁密的步枪声，嗖嗖响着，中间还夹着更繁密的每秒钟几十的轻机枪声，从四面八方射向城去。攻击开始了。城里的枪声也同样繁密起来。指挥阵地的上空，有时也飞来几声嗖嗖的子弹，不知落向何处。迫击炮弹，我们射向城里的，以及敌人射向我们的，交互地轰着，炮弹飞来飞去，弹道的红光划破了夜空，增浓了夜间战斗的紧张空气……沿着城垣雉堞，探照灯的灯光，一路扫过，都是防我军架云梯爬城的，在爆炸似的枪声中，明明灭灭地闪烁不定，有如天空的星粒。我们是静悄悄地接近，静悄悄地放射步枪、轻机关枪、迫击炮，静悄悄地攻击。敌人是相反的，叫！吼！吵！闹！在城墙上，听说刘元塘连小学生都动员上来了。成千的人嚷成一片，真像汪洋大海中一只沉没的轮船，无希望地向天呼救。有时是整个城墙一片叫喊，有时是一路叫过去，此起彼落的、无意义的呐喊……”

结果，五月十日夜攻会理仍然没有得手。

自然，一些不了解攻打会理目的的指挥员必然认为：“从作用说，会理战略地位不十分重要，并非兵家必争之地，我军只是路过，目的在于争取先机。”因此，花这样大的代价是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