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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1页）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尤其是东部平原之后，毛泽东越地感到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因此，当毛泽东听说缴获了敌人的作战地图以后，真是分外高兴！

说到我军缴获敌人的作战地图，真是有点偶然性。可能是事过境迁且时隔多年的原因，也可能是介入其事的人的角度不同，留下的记述文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在周恩来指挥下缴获的，一个是没有写周恩来参与其事。笔者现摘取前者有关的部分文字以替代拙笔：

中革军委纵队沿曲靖公路前进时，突然昆明方向传来隆隆的马达声，接着天空出现三架飞机，飞过红军队伍上空，好像什么也没有现似的飞走了……敌机刚过去，昆明方向的公路上三辆汽车急驰而来，渐渐看清汽车上插着青天白日旗了。这时，部队已行进在曲靖城西九公里左右的关下村附近。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况，立刻命令部队就地散开，准备战斗。几个警卫员早已握枪在手，护卫在周副主席身边。汽车越来越近，车里的敌人大概现情况不妙，后面的两辆车掉头就跑，前面的这辆车也想掉头跑掉。周恩来命令部队冲上去，不许跑掉。战士们听到命令，旋风似的围了上去，几声枪响，头辆汽车不动了，一个军官跳下车来，一看站在自己面前的，都是穿灰布军装的红军时，才明白他已当了俘虏。周副主席简要地审问了俘虏，才知道薛岳接到龙云请求增援的报告后，因为没有云南军用地图，要龙云送去。龙云本来要派飞机送的，因为驾驶员病了，只好由这个副官带了这张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大批礼品——云南白药、普洱名茶、宣威火腿和一些贵重药材送给薛岳。地图没有交到薛岳手中，却献给红军巧渡金沙江了。

毛泽东赶回前指以后，只见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正围着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云南白药、普洱名茶、宣威火腿等，在喜笑颜开地纵谈。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走进，忙笑着说道：

“主席，你看我们老总的同学龙云还真够交情，一听说他带着红军来到了云南就派专人给他送来了这样的见面礼。”

“老总啊，”毛泽东也凑趣地说，“没想到龙云还如此地念旧啊！”

“谁知道呢！我的原则是来而不拒，照吃不误！”朱德说道。

这时，刘伯承呈上一份作战地图：

“主席，当年刘备图川，由张松献图；而今红军按照主席的战略部署图川，是老总的同学龙云献图。你看……”

“我们先给这位云南王记一功！”毛泽东边说边从刘伯承的手中接过这份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用心地查看着。最后他高兴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啊！”

毛泽东双手捧展这份作战地图，为什么会出如此深沉的感慨呢？这是因为红军除去解决了行军打仗少走冤枉路之外，他还依仗这份地图解决了从何处渡金沙江的大问题。

红军进入云南，尤其是在逼近昆明的东边之后，突然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在这种地带行军作战，红军失去了转战湖南、贵州等地那特有的大山林木的掩护，自然也就失去了运动战所必需的客观条件。近两天以来，敌人的飞机大显淫威，对行进在丘陵、平原上的红军狂轰滥炸，就在贺子珍负伤的前后，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伤。与此同时，云南王龙云已下令调回滇军主力，三到五天就可回师昆明。在这种形势之下，是按原定计划佯攻昆明之后再北渡金沙江呢？还是趁着敌人业已放弃在宣威、威宁一带围歼红军的计划，突然转兵滇东北方向，在东川一带与红九军团会师，然后再北渡金沙江？这在中央红军的领导中又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恰在这时，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于四月二十六日致电野战军司令部，建议“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对此，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理由之一：虽说敌人业已放弃在宣威、威宁一带围歼红军的计划，但十多万敌军依然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加之宣威与东川相距不远，一旦敌军现红军新的战略企图，将对红军构成严重威胁；理由之二：我军佯攻昆明、北出金沙江是主动行为，再加之滇北地形多山，民情封闭，且又距离金沙江较近，于我北出金沙江有利。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份作战地图，就有了制定作战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在详细看了这份作战地图后，与周恩来等取得了共识，旋即于四月二十七日夜召开紧急决策会议。

出席当晚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陈云、王稼祥、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先，由作战参谋孔石泉、王辉报告中央红军各部于今晚宿营的地点。接着，“由第二局局长曾希圣谈了对敌情的估计和判断，并叫吕黎平参谋在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二百公里，最远二百三十公里）。然后各位领导对如何部署兵力、迅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等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最后，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讲了三条意见：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前进，因而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前锋，离我后尾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与会的同志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供与会者讨论。

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地出，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革军委纵队，提议由刘伯承同志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绞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五十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五月三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在五月三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绞平、洪门三个渡口是上策，万一敌人先我烧船，能占领其中的一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之前烧毁或撤往北岸。因此，要不怕疲劳，务必限定在四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的轻装营，进至嵩明以南的杨林附近佯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以为我军要攻占昆明城，其主力随军委纵队之后，向西北的金沙江方向跟进。……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毛泽东的上述言，是一篇有理、有力、有节，也是极有说服力的正确的巧渡金沙江的战略部署。自然让那些力主出东川，再北渡金沙江的同志放弃了个人的主张。

朱德、刘伯承等十分折服于毛泽东这精辟的战略分析和精密的具体部署，遂以最扼要的言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完全支持。其中，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言就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因此，他最后说道：

“我提议：由孔石泉、王辉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言记录，为中央起草《关于我军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指示》，经中央讨论后下去，坚决执行。”

就在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紧紧抓住刘伯承的手说道：

“你是总参谋长，在佯攻昆明时，一定要打得有声有色，要坐镇昆明的龙云寝食不安；在奔袭金沙江时，一定要做到悄然无声。为此我送你两句话：假戏真做要做真，真戏假做要做假；”

“请主席放心，先，我不仅要让龙云寝食不安，而且还要他向蒋介石求救：昆明就要失守了！”刘伯承坚定地说道。

蒋介石吃毛泽东声东击西的亏太多了，他似乎也变得聪明起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之后，他一边在宣威一带部署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一边于四月二十六日下达命令：阻中央红军在宁南、永仁一带渡金沙江，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获悉中央红军主力没有折向滇东北与在威宁一线的红九军团会师北渡金沙江，而是继续西进云南且步步进逼昆明之后，他依然认为“现残匪已到曲靖东方。罗匪炳辉亦由威宁方面窜来与之合股。则匪必经会泽，一入会理，一由巧家入宁南；或经寻甸、禄劝而入会理，如上地不能通过，再由巧家北向永善而至雷波”。他也算就了中央红军西出云南的目的是北渡金沙江。因此，他在电令中明确指出：“我金沙江防务至为重要。”

遗憾的是，蒋介石算错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地点。假如中央红军果真折向东川，先与红九军团会合，然再北渡金沙江，这恰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

对此，云南王龙云也完全赞成蒋介石的判断。他为了遏阻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尾追红军进入云南，把云南变成贵州第二，真心希望中央红军经由东川方向北渡金沙江。为此，他曾派出当年与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有交情的人潜入滇东北（罗与龙同为彝族人，罗又在滇军中供职有年），希望与罗达成某种默契。

但是，当进入云南的中央红军主力一举攻克白龙山，打垮李崧的独立团之后，使龙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接着，我中央红军乘胜西进，一路连克城镇，迨至四月二十九日——即刘伯承总参谋长下达佯攻昆明命令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团攻克嵩明县城，红三军团进占寻甸城。

龙云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他的确慌了手脚。一方面，他急调滇军第三旅、滇越路警大队和附近各县民团赶来昆明防守，并连夜赶修碉堡工事，准备负隅顽抗；另一方面，为了不使昆明落入红军之手，急请蒋介石下令调兵，驰援昆明。

对此，蒋介石又萌生了“假途灭虢”、借以收复云南的念头。但是，当他想到龙云在云南的势力绝非贵州的王家烈可比，再者红军果真攻占昆明对他脸上也无光，故又权且打消了这一想法。为了所谓“同仇敌忾”消灭中央红军，并希冀龙云拿出“灭此朝食”的精神与中央红军战于昆明，进而达到两相消亡的结果，他竟然下达了《请龙云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电》，明确授权：“已饬该部整饬军纪，兄可无虑。至入滇之湘军及各纵队，仍请兄就近直接指挥，以免往返误时，不必客气。并已电令伯陵（薛岳）前进，一切遵兄命而行矣。如需严定任务或限期，可以中（蒋介石）之名义布之。此间已加电各部遵照。”

就在龙云收到蒋介石这则电令的同一天，刘伯承总参谋长下达了命令：一军团红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担任佯攻昆明的任务。是日——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先头连乔装成中央军，巧夺距离杨林二十余里的白龙镇”。接着，我军乘胜攻占杨林。为了迷惑敌人，在杨林大造进攻昆明的舆论，到处张贴“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等大标语。同时，我军指战员还乔扮成老百姓，大放空气：“听说龙云的兵都到贵州去了，不在昆明，你们打昆明嘛，好打喽！”等等。

就在昆明市郊一片人心惶惶之际，我负责佯攻昆明的部队继续逼近昆明，很快就到达了离昆明只有三十多里的大板桥。为了把佯攻昆明打得有声有色，我一军团的侦察连和便衣队参加佯攻昆明。他们一边动群众大造攻城的云梯，一边趁着夜色在城郊高喊“活捉龙云”的口号。造成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就要陷落红军之手的声势。

面对中央红军攻城之危，龙云做了两手准备：一是据城坚守，等待援兵；再是城池攻破，化装逃往缅甸。与此同时，他守在电话机旁边，大声地催调各地的所谓“勤王”之师，赶到昆明“救驾”！

就在各地部队，尤其是孙渡纵队主力就要相继开到昆明，我佯攻昆明的好戏也就自动地落幕了。接着，佯攻部队又人不知、鬼不觉地去追赶主力部队去了。

孙渡率部回到昆明之后，受到了龙云的严厉斥责。

虽说中央红军已经撤围昆明，但龙云依然未从惊恐中平静下来。正当他暗自部署假追击、真礼送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之际，薛岳率中央军已进抵昆明近郊。这时，王家烈请狼入室，进而导致自己下台的往事又再现眼前。为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刚刚授予的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的军权，向薛岳及其前方指挥官佐出通令：“各军师除采买人员凭证入城外，部队不得入城！”

对此，奉令赶到昆明近郊的薛岳、吴奇伟非常不满。但是，有碍于蒋介石的授权，也不敢贸然生事。为了促使蒋介石下决心除掉云南王龙云，薛岳又采用搞王家烈的办法，暗自向蒋介石告龙云的阴状。据史载，他曾通过军队的渠道，向蒋介石密报了龙云三件事：

1朱德与龙云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过去曾有私交；

2据报龙云曾派人向罗炳辉进行工作，怕有默契；

3龙对中央军太无礼貌，官兵多表不满，尤以第四军为甚。

但是，蒋介石作为权谋家，绝不会在这种时候向龙云难。因为他清楚目前的中心是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所以，他对薛岳、吴奇伟等人的密报故作不知，继续与龙云称兄道弟，希望龙云能指挥入滇部队完成此大任。

也就是在这期间，龙云从抓获的一个红军叛徒的口中获悉：中央红军早已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为此，龙云为了向蒋介石套近乎，立即把这件事关全局的大事通报给了蒋介石。

当天，蒋介石就下令改用新的密码。

这对中央红军而言，等于暂时失去了来自敌方最准确的耳目，给中央的决策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可知：叛徒是何等的可恨啊！

龙云在坚拒中央军进入昆明的同时，又主动而热烈地欢迎薛岳等进入昆明城。为了把这一欢迎仪式搞得别有特色，他竟然动两广旅滇同乡会欢迎薛岳，使薛岳这位离别乡井有年的粤籍将领有如回到故乡之感。至于他下达不准其他部队进入昆明的理由，他很是客气地讲了如下三条：

“一、怕误了追击日程；二、防止红军冒充‘中央军’（着中央服装符号）混入嵩明之事重演；三、由于在曲靖、马龙附近被共军去地图事，对昆明虚实有所泄漏，不能不有所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