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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但大雨依然在下个不停。为了表示对张国焘到来的欢迎，大会照旧按既定的欢迎仪式进行。在欢迎会场上，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冒雨站在场地上多时了，但他们热情高涨，一接一地唱着革命歌曲，一句接一句振臂呼着欢迎口号，气氛是相当热烈而隆重的。当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刘伯承等陪着张国焘登上欢迎台，欢迎场地上的歌声又被雷鸣般的掌声所取代。少顷，病中的周恩来走到台口，频频挥手，示意静声，他大声宣布欢迎大会开始之后，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军委致欢迎词。他在“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之后，又大声说道：

“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也就是在这次欢迎大会上，张国焘耐不住性子，想知道中央红军实力，他悄然地问坐在自己身边的周恩来：

“时下中央红军还有多少人？”

周恩来当然清楚张国焘问话的本意，遂不露声色地说：

“约三万人。”

“噢，三万人……”张国焘说罢近似自语地说，“我们有八万人。”

对此，坐在张国焘另一边的毛泽东全都看到眼里，听到耳里他此时此刻内心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为了团结的大局，故作无所谓的样子。恰好这时，朱德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致的欢迎词讲完了，毛泽东遂笑着说：

“国焘兄，该你上场了！”

接下来，就是张国焘上场致答词。诚如前文所述，他作为混迹政坛多年，且又是政治场合中的上层人物，当然知道这种欢迎仪式只是一种规格的象征，绝对不是阐述政治主张的地方。加之今天大雨如注，讲话内容不仅要短，而且还要像朱总司令上面的讲话那样增加热烈的气氛。然而，张国焘为了紧扣此行的政治目的，他态度骄横傲慢，公然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立的南下方针。最后，他极富煽动性地大声讲了这句话：

“同志们！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毛泽东在政治方面是极其敏感的。他听了张国焘这番讲话之后，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感觉。可是，他绝对没有让这种个人的情绪干扰大局。相反，他为了化解与他有同样感觉的同志的情绪，在欢迎会后举行的洗尘宴会上，还主动地请张国焘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为了把会餐的气氛搞得更活跃些，他还带头大讲辣椒在高寒地带的特殊功能，进而引出“不吃辣椒不革命”的戏谈。博古当然知道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用意，故也凑趣地与毛泽东辩论起辣椒与革命的关系。多数与会者听后各执一词，从而把会餐的气氛推向高潮。

但是，张国焘急切想知道中央红军的情况，对这种戏谈完全不感兴趣。另外，这四年多来，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不仅是政治、军事的领导，而且也是一切活动的中心。换句话说，只要他张国焘到什么地方，或出席什么活动，都应该围绕着他这个中心做文章。然而今天是中央、军委召开的欢迎会，按照传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主，张国焘是宾，再加之这时的张国焘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是常委，从哪一方面说，张国焘也成不了今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因此，他有着一种失落感。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一阵赤诚的欢迎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以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酒宴之后，在朱总司令的陪同下，张国焘来到中央为他安排的临时下榻处。这是位于两河口北端的一所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兼卧室，柜台外面住着张带来的随从人员。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两河口能找到这样的住处，是相当不错的了。这也说明中央对张国焘是优礼有加的。

是日夜，用张国焘的话说：“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但是，朱总司令向他谈了些什么？他却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做了恶意的歪曲。聪明的读者看了他的回忆录一定会出这样的自问：“既然朱总司令说了那样多消极、悲观，并支持他的意见的话，为什么朱总司令从一开始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力主两大红军北上呢？……”对此，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亲自访问了朱德，记下了如下这段话：

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但是，笔者相信朱总司令会根据中央的意思，向张国焘介绍中央红军的有关情况。因为这时的张国焘还未演变成敌人，且中央对张采取的还是团结的方针。

张国焘历来是有政治野心的。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大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猜度对手在想些什么，对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他自己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或手段方能取胜。明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将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他又很自然地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将提出哪些方案来？事前他们召开过哪些会议？做了哪些分工？针对我张国焘，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

诚如前文所述，党中央早在六月十六日就确定了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当毛泽东及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懋功进抵两河口之后，中央为了使得北上方针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了解，由张闻天根据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战略决定，起草一篇文章详加论述。这就是张闻天在两河口关帝庙中写成的那篇有名的论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并在六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上表。

张闻天作为党的理论家，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敏感了解到党中央对张国焘未来展的正确预感，因此在该文中先强调的是：两大红军会师最伟大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这就等于告诉张国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向党伸手要权的工具。在详加论证了南下在西康或青海等草原地带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根据后，明确指出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其战略方向是北进。这是因为“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先在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而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战“夺取松潘”。为此，他重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自然，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也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给予了不点名的批评：“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的行动中心，实际上就是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成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从理论的高度解释了中央六月十六日《为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的意义，同时，也为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做了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毛泽东除了关注瞬息万变的敌我态势，准备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言外，还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有感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友爱，很慷慨，给中央红军送粮食、送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等，他“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同志要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与此同时，他知道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过师长，专门找陈赓谈话，在两大红军尚未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前，请他多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谈心，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及时地报告中央，力争不要出现不利于团结的事情。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常委中分管军事，“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因此，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尽管中央决定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仍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因此，在等待张国焘的两天中，周恩来主要的精力，是带病起草这份报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由于会议地点在两河口，史家称之为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凯丰、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地点是在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所喇嘛庙里。

刘英出任中央秘书长已近半年了。像这样重要的会议，她不仅要亲自担任大会记录，而且还要提前布置会场。因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多了些，仅烧开水一项就要有专人负责。为此，她请贺子珍帮忙。天一亮，她们两人就忙开了，又是收拾开会的桌椅、文件，又是为每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准备喝开水的搪瓷缸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同志们吃早饭了，她们两人也只好边吃边烧开水。她们不习惯像藏族同胞那样架着一个三角架，用一把大铜壶吊在上面烧水，更不会烧藏族同胞晒的干牛羊粪，急得她们两人一会儿蹙眉，一会儿相视苦笑。

毛泽东距离开会的地方最近，第一个来到了会场。虽说他清楚中央已经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凭着他的预感或说是政治斗争的经验，知道今天的会议一定是严肃的，说不定还会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为此，他暗给自己定了个调子：一不火，二要设法把会议气氛搞得轻松些。他走进会场巡视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恰好在这时，刘英与贺子珍各提着一把藏式铜壶从里屋走了出来。毛泽东有意地问道：

“刘英，你对洛甫同志的印象怎么样啊？”

“怎么说呢？”刘英把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他有时像个师长，给我讲解革命的理论；有时又像个兄长，关心我的起居饮食。”

贺子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她一面把自己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一面冲着毛泽东使了个眼色，说道：

“我看成了。”

“什么成了？”刘英不解地问道。

“你和洛甫的事啊！”贺子珍答说。

刘英很不自信地摇了摇头。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刘伯承……相继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又说又笑地讲着来到藏区后的见闻，气氛还是非常和谐的。这时，毛泽东感到腰部有东西在爬，他明白这是被红军指战员称为“革命虫”的虱子在蠕动。对此，他向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那就是坚决地把它消灭掉！但是他刚想动手提虱子，一眼看到了刘英，忙说道：

“刘英同志，我要请你回避一下。”

刘英误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和到会的同志讲，遂转身向里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