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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2页）

周恩来一听不知该如何是好，望着动了真气的毛泽东和李德，一时竟迟疑不决起来。

“恩来！”毛泽东又加大了嗓门，“不要怕，把我说的话如实翻译给李德听！”

周恩来有些不情愿地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毛泽东的话。

李德一听火冒三丈，接着又用德语大声吼着。

毛泽东并不想知道李德在说些什么，但他认为只要自己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应有的慰藉，就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此，他望着大声吼叫的李德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地看着和听着李德在怒。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性格！

恰在这时，一匹快马从远方急驰而来，毛泽东与周恩来下意识地走到各自的战马前边，肃然地等待即将生的事情。

少顷，警卫员小陈飞马赶到近前，有些着急地说道：

“报告主席！刚刚收到休养连打来的紧急电话：贺大姐就要生孩子了！”

毛泽东听后又露出笑颜，他再一看李德的表情，遂又不无幽默地说道：

“我和子珍的孩子，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就在中央红军挥师西指的前夕，贺子珍的预产期就要到了。她几次想和毛说说这件事，但为了不影响毛泽东指挥战争，又把到嘴边的话咽回肚里。然而，分娩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种种担心和顾虑终于变成了现实：在走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越白山山峰的时候，贺子珍终于分娩了。休养连的同志们马上停止前进，在路边找到一间透风漏气的破房子，把贺子珍扶进去，权当临时的产房，而担架就成了分娩的产床，休养连里的医生、护士留下来为她接生。有经验的老同志想为贺子珍烧点开水，莫说找不到水井，就连烧水的锅和柴火都没有。由于战事紧迫，他们只好躲在这间破房子的外边，希望早一点听到孩子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哭叫……

幸好，贺子珍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孩。接着，抬担架的同志就抬着刚刚分娩的贺子珍走出了这所谓的产房。怎么办？大家望着这母女两人又犯了难。对此，贺子珍似乎早就想好了，尽管她比任何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最喜欢孩子的，更何况他为了革命舍掉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但她还是狠了狠心，对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说道：

“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吧！”

钱希钧强忍着自己的情感，没有说任何话，默默地抱起嗷嗷待哺的女孩，放在一件大衣上，小心地包好。

“希钧，”贺子珍从身边取出仅有的四块银元，“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吧！”

钱希钧默默地接过这四块大洋，小心地放在裹着孩子的大衣里，旋即抬起头，目送贺子珍的担架向前走去。她悲从心来，泪水滴在了包孩子的大衣上。突然之间，她想起了什么，大步追上担架，望着产后极度虚弱的贺子珍，凄楚地说：

“大嫂，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我们好来认领。”

对此，贺子珍似乎早就想过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再加上红军天天行军，也不知何处才是新的根据地。因此，她微微地摇了摇头，强压着自己的感情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当个老百姓吧！”

毛泽东与贺子珍生在长征路上的孩子，就这样送给了当地的老乡。多年之后，贺子珍到了晚年想起这件事情，还无比哀伤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但是，毛泽东于戎马倥偬之中，他想到的仅仅是我又有了一个孩子，很少想到贺子珍为此付出的将是什么。因此，当他骑马赶到贺子珍的下榻处，望着身体损伤过大的妻子要看孩子的时候，他才从一位战略大家还原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丈夫和一位慈爱的父亲。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会把失去亲生女儿的悲和愤压在心底，关切地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于下一代，可你我……”

毛泽东说不下去了。贺子珍含着泪补充说道：

“不得不丢掉自己的下一代！”

贺子珍是一位刚强的女性，她能够承受一般女性所难以承受的从生活到精神的打击。她分娩之后，组织上多分给她一份战利品——云南宣威火腿，她都坚决不要，并且还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对此，毛泽东是非常赞赏的。同时，他又深切地知道自己的妻子极需要吃些有营养的食品，早一天恢复那产后虚弱的身子。为此，他悄悄地把自己分得的那份火腿送给贺子珍吃，还真诚地对妻子说道：

“你做得对，共产党人应该先人后己。”

这就是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和贺子珍。

对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失去孩子的心情，周恩来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引得他回忆起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事情：那是他在一九二七年领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时候，他和邓颖即将出生的儿子却夭折了！更为残酷的是，邓颖从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两人视全国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为了全国未来的孩子的幸福，把全部身心交给了中国革命！因此，他没有刻意地宽慰毛泽东，而是积极地与毛泽东配合，把西进的红军引向更大的胜利！

也就是在毛泽东失去孩子的期间，他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示形于北——造成与红九军团会合的假象，悄然命令红军主力分三路继续向西转移：“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前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前进”。四月二十四日，中革红军主力进入云南。翌日——二十五日，中革军委指示：“一、三、五军团必须乘蒋敌主力正趋云南东北，而滇敌大部距我较远的眼前数日时机，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遣部队。”与此同时，电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展，以吸引追敌向北。

蒋介石再次听从了毛泽东的调遣。他根据云南王龙云等的报告，遂认为“朱、毛必与罗（红九军团长罗炳辉）匪预约在威宁、毕节一带会合也”。为此，他命令“第一纵队到达亦资孔时，应即沿宣威、威宁道路之东侧，以威宁东北地区为目标，堵截其东窜之路，而令到达平彝部队亦向宣威、威宁转进追剿”。接着，他又给薛岳下达了《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滇黔边境》的训令。浏该训令除下达了错误的作战部署之外，还指出了他总结的所谓“剿匪”三大要义：

甲、堵截部队全在布置与部署之得当，而尤注重小部队之运用，使其行动敏捷，分聚适宜，此为第一要义。

乙、堵截目标虽以城镇为中心，而堵截方法应注意其中心周围之要口，尤须注意其各隘路之进口与出口，只要各隘路口被我扼塞或设伏于其附近，则其中心之城镇虽不布置部队，亦可只待其进入城镇之中心地区，然后我各要口之部队共起而围剿之，或乘雾天与夜间袭击之。此为第二要义……

丙、城镇之中心地区，虽不需多置部队，但必须多布置侦探网与便衣队，与其附近更须查明其通城镇之各条道路，总须设法诱匪部进入中心地区，以期一鼓而聚歼之。此为第三要义。

中央红军通讯部门很快破译了蒋介石这份训令。毛泽东与周恩来读后不禁哑然失笑。也就是在毛泽东借蒋介石之手完成调敌任务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出蒋介石且更出云南王龙云所料的声南击北的战略构想：借滇军主力集中滇东北宣威一带，而昆明近似一座空城之机，出奇兵包围昆明；手中无兵的龙云必然下令调滇北、滇西、滇南各地的民团火开到昆明“勤王”、“救驾”；然后，我中央红军突然挥师指向西北，以急行军的度直奔金沙江畔，巧渡金沙江。最后，毛泽东沉吟片时，下意识地吁了一口气，分外深沉地说道：

“恩来，这步棋很容易获得成功。果如斯，我们就可以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金沙江以南了。”

正当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商议如何实施这一“声南击北”战略构想的时候，敌人的侦察机和轰炸机结队而来，沿着红军西去的路上狂轰滥炸。无奈，毛泽东只好宣布结束会议防空。接着，他们四人又不约而同地躲在了一块巨石的后边，望着在头顶上盘旋的敌人飞机，又随意地谈了起来。

“老总啊，”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道，“为什么敌人的飞机光顾的次数越来越多啊？”

“这说明老蒋他心里急得很哪！”朱德不紧不慢地说，“他根据老毛你的指示，在滇东北威宁一带精心布置了一个口袋，请我们去钻；可我们呢，两天过去了，连个照面都没和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