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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2页）

红军在突围转移的前夕，岂止是毛泽东一家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痛苦啊！就说是周恩来吧，他也有难言之痛啊！

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后，邓颖原定是去苏联学习的，故暂时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决定要她去中央苏区工作。这样，她又奉命化装到了中央苏区，见到了久违的战友周恩来。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干事，后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经常咳嗽，夜间盗汗，身体特别虚弱。时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知道了，遂主动请邓颖到自己家休养，并由傅的母亲和妻子给邓增加营养。不久，邓颖的母亲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央苏区，一面在医院当医生，一面在家护理女儿。就在红军决定突围转移后的八月，邓颖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把她的痰拿到医院中化验，现痰中有结核病菌，这样就确诊为肺结核病。那时得了肺结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有“十痨九死”之说。而这时的周恩来又天天忙于红军转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说到周恩来和邓颖的爱情生活，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邓颖在中央苏区曾写过一品格甚高的爱情诗。她是借苏区的红叶来咏歌她和周恩来那崇高而又圣洁的爱情的。诗文如下：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赤化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的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诗篇，的确是真实地反映了邓颖和周恩来的革命的爱情观——革命与爱情最完美的统一。时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虽说中央因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不准带女同志的决定，但仍给邓颖和周恩来出了一道难以解决的情感之题。邓颖经过痛苦的抉择，就在转移前的一个晚上她背着周恩来向组织提出：

“我身体不行，不便随军行动，还是让我留下吧，免得增加组织负担。”

邓颖的请求是痛苦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唯有做此选择，才不会影响周恩来指挥红军转移，用自己情感的痛苦换取革命的胜利是值得的。这就是邓颖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但是，党组织无论如何是不会批准邓颖这一请求的，正式通知她：坐着担架随军转移。也只有在这时候，周恩来才紧紧握住邓颖的手，分外深情地说：

“小，党组织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邓颖遂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决定随红军转移。但是，她再一看留下的母亲杨振德又禁不住地暗自难过起来。她为了不使母亲过分伤情，强打着笑脸说道：

“妈妈，您来江西一年多，我们又要别离，实在对不起妈妈。您不怪我这个总是让您担惊受怕的女儿吧？我和恩来走了，留下您，我也很不放心啊！”

邓颖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是中国近代最高觉悟的女性，而且还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她所热爱的祖国，还有她引为骄傲的女儿邓颖和女婿周恩来。因此，她也忍着离别前的痛苦，无比坚毅地说：

“小，多少风浪妈妈都闯过来了。你就放心和恩来一起走吧。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随军行动，治疗吃药都不方便，只有靠你自己多加小心了。还有恩来，他总是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你要多劝劝他。干革命总要有起码的身体条件，才能坚持到底啊。”

邓颖听罢难以自持，紧紧地抱住母亲，许久许久都没说出一句话来。她这时似乎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无私的！”

夜很深了，杨振德默默地把自己采的草药配成一服又一服，用土制的纸精心地包好，放进邓颖的行囊中。她为了宽慰即将踏上征途的女儿，小声地说道：

“傅院长的家属也不走，我暂时住到她那里去。听说毛主席的儿子小毛也送到傅的家中去了，我们会照顾他的。……”

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的保密中进行的，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更是伤情不已！其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

陈毅同志与周恩来相识很早，但他和毛泽东同志共事最久。自打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所部在潮汕失败以后，陈毅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冈山，就和毛泽东同志一块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旋即又一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又与毛泽东、朱德一道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诚如前文所述，陈毅在这期间，曾错误地批评过毛泽东同志。但是，当他只身去上海向中革军委报告红四军的分歧与争论并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启之后，他回到苏区，又以负荆请罪的姿态请毛泽东出山，领导红军。这就是陈毅的胸怀！随着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陈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很快，他被调任江西省军区司令。但是，陈毅光明磊落的品格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就是那些军事教条主义者也奈何不了他。加之他指挥作战有方，打仗身先士卒，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被授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的红星奖章。是年八月二十八日，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不幸大腿中弹负重伤。时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彭雪枫、李富春急电中革军委，报告了陈毅负伤的情况。周恩来见电十分焦急，与朱德联名给彭雪枫、李富春电：

“同意陈毅回博生县休养，待稍愈时，转赴瑞金休养。”

陈毅遵嘱在博生县稍事休养，就又转到瑞金红色医院治疗。也就是在此治疗期间，他读到了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撰写的一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从字里行间感到了这篇社论就是红军转移的动员令。接着，在红色医院中开始悄悄地议论起红军转移的事情。或许是应了船破又遇顶风雨这句话，他的伤腿肿得像水桶似的，疼痛难忍。他从这严重的伤情想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十有八九会被留下坚持斗争。为此，他给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在红军转移前为他做手术。

这时，周恩来正在与博古、李德举行最高“三人团”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坚持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七人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在讨论这些人事安排的时候，博古有他的想法，而周恩来自然也有他的意见。有意思的是那位不了解情况，却握有很大权力的李德始终是站在博古的一边。结果，博古的想法也就会变成中央文件下达实施。对此，当事人陈丕显同志多年之后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